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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话剧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在时代发展的每一个重大节点，总是以敏捷的速度和简洁的表达方式，及时地出现在舞台上，发出时代强音。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增强了“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真实地反映生活，弘扬时代主旋律，涌现出多部作品，开拓出话剧创作的新格局。
回归话剧“写真实”的传统
上世纪70年代，文艺界重新回归现实主义创作“写真实”的传统，以充满激情的艺术创作为四个现代化鼓舞士气，如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曙光》《西安事变》《陈毅出山》等;鼓励人们改变旧观念，突破新长征路上所遇到的种种阻力，“唯成分论”的束缚，勇敢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召唤》《血，总是热的》《报春花》等。这些作品道出了广大观众长期以来想说的心里话，使观众在思考社会、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增强了信心，激发了他们在新长征路上“再立新功”的勇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此时的人们急需关注、反映社会新问题的作品，话剧艺术家开始了新的探索与寻找。
探索话剧的兴起及影响
探索话剧，是话剧艺术家们在思考如何增强话剧自身艺术魅力去赢得观众的过程中，在艺术实践中闯出的一条创新、实验之路。
先是发生于1983年关于“戏剧观念问题的讨论”的开展，随后是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俄国戏剧家梅耶荷德等被介绍到中国，都让中国话剧艺术家的思路得到了开阔。他们逐渐放开手脚，学习、借鉴西方戏剧的舞台艺术表现手法，并向中国的传统戏曲吸收艺术营养，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实验与创新，打破陈旧创作观念的束缚，努力寻求舞台呈现的多样化与丰富性，展现话剧的艺术魅力。其中，导演观念的创新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舞台创作中突破传统的表演方式，引进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和西方现代派艺术的表现手法，把西方戏剧的假定性与传统戏曲的写意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现，以及意识流、电影蒙太奇等创作手法，比较好地解决了内容与形式的协调统一问题，使话剧舞台呈现出一部部诗意化的作品。
1980年后出现的几部话剧即是开先河之作，《屋外有热流》(1980)的推倒“第四堵墙”;《原子与爱情》(1980)的舞台上多场景运用;《信号》(1982)的电影蒙太奇手法运用;《母亲的歌》(1982)的中间舞台、四面观众实验;《挂在墙上的老B》(1984)的心理意识流尝试;《街上流行红裙子》(1984)的写意性舞台设置;《魔方》(1985)的多种创作流派表现手法的综合使用……这些作品不仅没有使所表现的内容“失真”，反而强化了人物的真情实感，把生活真实提升到艺术真实的层面。《蛾》《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双人浪漫曲》《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等作品借鉴外国荒诞派和象征主义的一些表现手法，以超现实的创作方法表现生活的内在真实，使舞台创作呈现出整体的样式美和时空流动的韵律美，不仅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也使得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
其间，虽然也出现过一些片面追求形式、忽略内容开掘的作品，但随着学习、借鉴的深入，尤其是受到文化界“寻根热”的影响，艺术家的艺术修养不断提高，创作水平也在不断提升。1986年出现的《狗儿爷涅槃》运用戏剧假定性，借鉴中国传统戏曲和说唱艺术的表现方法，将表现与再现、写实与虚拟、荒诞与象征有机地融为一体，把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变得能和观众直接交流，并外化为有意味的戏剧情景。《中国梦》(1987)运用西方现代戏剧手法和传统戏曲表现手法，充分体现出写意戏剧的和谐、完整和充满东、西方哲学意蕴的流动美。《桑树坪纪事》(1988)将话剧表演与音乐、舞蹈相融汇，运用“围猎”的手法，使剧中关键场面产生了摄人心魄的艺术效果。该剧演出后在中国剧坛引起很大震动，被称为“桑树坪现象”。这些作品，是探索话剧兴起以后里程碑式的作品，是戏剧艺术在不断革新过程中所闯出来的一条创新之路，标志着中国新时期话剧经过蜕变后走向了成熟。
现实主义话剧创作的深入
探索话剧的兴起也促进了现实主义话剧创作的深入发展，话剧艺术家通过检讨现实主义话剧创作存在的问题，开始寻找克服公式化、概念化弊病的方法，提升现实主义话剧的创作水平与艺术质量。
突破题材禁区，以写“人”为创作主旨。之前一直很少涉及的个人生活、个人情感、个人思想获得了更多的展示空间，过去不敢触碰的题材，也获得了重新表现的空间，由此凝聚成一部部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魅力的话剧作品。如《明月初照人》《昨天、今天和明天》《山乡女儿行》《人生不等式》等从关注女性恋爱、婚姻入手，表现改革开放年代女性思想意识的觉醒和自信力的增强，从不同视角展示了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思想变化和崭新的精神风貌。